何小平也不知道，我们寻找的路径是否正确，“如果地址是对的，那户人家丢了孩子为什么不报警？或者，地址找错了？也许我把孩子拐跑之后，那个家庭就破裂了，两口子离了婚，又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孩子，不方便出来相认了？”她有很多猜测，“我只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，找到了我就去坐牢，给自己赎罪。丢了孩子的妈妈，一定一辈子都在找这个孩子，是我害了她。”

该案当事人之一的陈金刚当晚看完警方公开道歉后说，我们从1998年到现在等铜城分局道歉，等了17年多才等到这个结果，如果不是律师和媒体介入可能还要等。在这里很感谢我的律师，也感谢媒体。

《联合国秘书长希望2021年成为治愈创伤的一年》在山西，近期，媒体披露，截至2017年8月底，山西省各级纪委监委监督监察对象共计297万人，与以往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监察对象相比增长18.74%。2017年1月至10月，山西省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处理3.3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6.8%。